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一二九运动的斗争历史，传承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广泛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听党话、跟党走，担负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北事变 民族危殆
华北事变是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蚕食侵犯华北地区一系列事件的统称。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继续加紧侵略中国的行动，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同时，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日本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北平、天津和河北。在此之前，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逼迫国民党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上述两个协定实际上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0月间，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6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出兵占领河北和山东。11月中旬，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作为恫吓华北当局的实力后盾，大批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附近集结，摆出一副进攻的姿态。华北上空，仿佛已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夕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国民党当局妥协顺应日本的无理要求，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
当时每期发行二十万份、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杂志《大众生活》上的一篇通讯写道：“这几个月来，当地报纸上常常瞧见‘某军于某日起在××一带演习×天’的消息。于是在第二天便瞧见有整队的‘友邦’的马兵、步兵、铁甲车、迫击炮，一连串的到华界来，又耀武扬威的向目的地进发。这一带居住的人们，慌张得连饭也吃不下去。”“空中，每天总有几次‘轧轧’的声音，仰起头就可以瞧清楚翅膀上的标志。它们故意飞得低低的环绕着全空。”“于是许多人便担心着不知道还有几天安静饭可以吃？会不会明后天便有一个‘亡国奴’的荣衔加到自己头上？”人们痛切地感到：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既然侵占东北的下一步立刻就指向华北，那么，再下一步势必要吞并中国。亡国的惨祸已迫在眉睫。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35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悲愤地写下一首《重光歌》：“吾和你抬头试望，东北何方？辽沈何乡？白山黑水，是谁的封疆？三千万同胞，强者何法抵抗？弱者更何忍而投降？”“到如今，长城内外，是谁的国防？华北独立，华北自治……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充彼野心，何难席卷长江，囊括珠江？哀哉中华，其亡其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影片《风云儿女》，正是在1935年拍成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迅速唱遍全国以至海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唱出了当时中华儿女共同的强烈心声。
救亡怒吼 全国声援
华北事变使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更使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对日外交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无从知晓。这更增强了人们的怀疑和猜测，感到坐卧不宁，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问：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能够沉默不语吗？愤怒是时间积聚起来的。压抑的愈久，爆发力愈大。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便能将处处潜藏的怒火迅速凝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流，奔涌形成新的高潮。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成立。其中的共产党员虽然不多，由于顺应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和民众要求，在学生中又是能指明行动方向并且最有组织能力的，自然就担负起了登高一呼、统率全局的重任。12月3日，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的何应钦到达北平。北平学联决定向他请愿，要求抗日救国。这是一二九大游行的由来。游行确定在12月9日举行，因为传说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要搞所谓华北特殊化。在李常青和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的组织、指挥下，12月9日，北平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向北平当局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增加到3000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棍棒从两侧袭击学生。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些行动进一步鼓舞了青年学生和市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游行回来后，不少学生感到，人好像变了，劲头也大了，胆子也壮了，看到一起参加游行的人也觉得非常亲切。
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行动。风暴迅速蔓延开来，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利用寒假时间，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了把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次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只在平津两地建立，暑假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到年底队员已达600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活跃分子。这个组织后来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通电声援。
民族觉醒 各界救国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与伟大斗争始终相伴相随。在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高压政策，响亮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不仅使人们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愤懑一下子倾泻出来，同时，也引起许多人深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从平时的宁静生活或狭小圈子中猛然惊醒过来。大批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不再回到旧日的生活轨道上去了。这个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它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发展，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建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
北平的一二九大游行后三天，97岁高龄的马相伯领衔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沈钧儒、邹韬奋等280多人在宣言上签名。宣言指出：“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宣言虽然用的是“文化界”的名义，其实已大大超越这个范围，包括文化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银行界、法律界等方面的许多知名人士，反映出各界爱国人士正在抗日救亡这个目标下走向联合这个重要趋势。
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多期发表宣扬必须建立“联合战线”的文章。正在狱中的爱国人士杜重远寄去的杂感中写道：“国势危殆到了这样急迫的地步，凡是能立在救国的共同目标上的人们，都应该结成‘民族联合战线’来共同奋斗”。体现这种“联合战线”要求的各界救国会，就是在这时相继成立的。它的重要负责人沙千里回忆这个过程时写道：“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阶级，是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斗争也是分散的……为了更有力的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家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之下，在千百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先后建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界群众也建立了各种救国组织。”有了各界的救国会，自然要求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1936年5月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它的重要特点是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成员既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有大量普通民众。各地的救国会组织，冲破南京政府的禁令，开展种种宣传和募捐活动，举行盛大集会，发表通电，出版刊物，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7月15日，救国会提出：“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在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只有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的共同一致，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这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写信称赞这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人们的意见和要求，表示“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把原来比较分散的爱国民众运动汇合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持续向纵深发展。
中共领导 指引道路
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到：“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接下来，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他又深刻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阐明了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一是政治引领。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不久，这一重要文稿就传到国内。宣言疾呼：“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使处于苦闷中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看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和应当遵循的方向。
二是行动配合。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由此开始看到一支新兴的抗日救国力量，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毛泽东指出，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三是组织领导。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华北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要求华北地区党员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组织开展民族的革命战争，并对北平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5年11月北平学联的成立，使学生爱国运动有了公开的统一领导机构，其中还发展了党、团组织。12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宣言，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声讨汉奸，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于7日和8日相继召开会议，决定和组织准备学生请愿大游行。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被压抑已久的抗日怒火，就像火山一样首先在北平喷发了。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
鉴过往而知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它“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