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3周年纪念日。百年前，鲁迅先生对民族命运的认知与批判，在当下依然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当他擎着思想的火渐行渐远时，已难以有人与这位思想巨擘相匹敌。
让我们通过一则传记回溯鲁迅的一生，以阅读和思考的方式，再次纪念鲁迅。
艺术家汪士伦匠心手绘鲁迅肖像
鲁迅 ／1881—1936／
字豫山、豫亭、豫才，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新文化运动主将，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代表作有《呐喊》《彷徨》《狂人日记》和《中国小说史略》等。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鲁迅欣然赴宴，照例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席间，郁达夫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的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郁达夫接着打趣地说：“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
鲁迅书法
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合起来便是鲁迅著名的《自嘲》诗。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
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81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当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才学很好，恃才傲物，牢骚甚多，喜好骂人。曹聚仁曾说：“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范，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周伯宜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天性的人。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1893年，祖父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排到离城有30多里的王府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后来，祖父被判“斩监候"，入狱7年，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其得以活命。从此，家道也便开始衰落了。后来，父亲也重病在床，于1896年去世。
作为长子，鲁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寄居篱下，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那时，他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他曾在后来的《父亲的病》里，沉痛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他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为他拼凑的8块银圆，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便提出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第一学期结束，因鲁迅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立马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据同学许寿裳回忆，鲁迅“因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
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2年3月，21岁的鲁迅取得官费留学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赴日本，同船的还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年后便剪去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他写下《自题小像》赠予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昂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现代医学。许寿裳说，鲁迅学习现代医学，一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怀疑，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鲁迅（后排左）在仙台医科学校留学期间和朋友的黑白照合影
两年后，鲁迅便从学校退学。他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留学期间，鲁迅常与许寿裳谈到3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1907年、1908年，鲁迅写了一系列长篇文言论文，首次提出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考：“首在立人"“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猫头鹰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鲁迅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而且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一度以为自己“活不久的"。几年来，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逛琉璃厂、抄古碑成为他苦闷中的唯一寄托，自取了个“俟堂"的名号，意即“待死堂"。他喜欢猫头鹰，钱玄同送他外号“猫头鹰"，传神之至。后来，他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文章说："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然而，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与之相反的，毛泽东则评价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陈独秀曾评价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国民性批判
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鲁迅式洞察一切的“冷眼"所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许寿裳曾说，鲁迅近六百万字的著译，都是针砭国民性弱点所开的方剂。
鲁迅曾一再慨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因而一再主张把英国人斯密斯写的《支那人气质》翻译过来，作为研究自己的参照物。《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鲁迅通过对“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画，全方位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直到晚年，鲁迅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话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马马虎虎的病。"然而，改造国民性，谈何容易？鲁迅体味最深，不免悲愤地慨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林毓生认为鲁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实践，而这一认识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熊培云公开表示，“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冯骥才曾发表《鲁迅的功和“过"》一文，更是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冯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的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这些论点一度引发了众多争议，也将鲁迅研究中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探究不断引向深处。
王晓明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忧郁，是他的性格基调之一，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形成特有的鲁迅形象。到了晚年，鲁迅有时整整几天闷头不说话，对一切不闻不问，“自弃"的半夜里喝了许多酒，一个人走到地面上去蹲着或睡倒。鲁迅就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那位巨人一样，肩住黑暗的闸门，然后面对死亡。
生生不息的灵魂
去世前的两三年，鲁迅跟朋友谈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常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是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去世前几个月，他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周海婴在父亲墓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年仅55岁。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周海婴，在后来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详细写下这一天：“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噩耗传来，举国震动，宋庆龄主持他的葬礼，棺木上覆盖着一面绣着“民族魂"3个大字的白旗。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鲁迅于虹桥万国公墓。
5天后，10月24日，郁达夫写下深情的《怀鲁迅》：“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这位以尖酸刻薄的笔调、横眉冷对的形象，孤冷地与整个时代搏斗的作家，存留给世人的，原是激情炽热的精神与生生不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