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北方冬天的到临仿佛按下了快进键，西风的彻骨呼喊如在提示中国即将跨入千年罕见的世纪寒冬。天公吝惜的瑞雪不再像往常那样专门眷顾了北京……
血与肉交织附着在中国人民的躯体上，可是他们的灵魂却被形似无声泥潭的凝固社会所吸摄，老百姓的有限的精力和“低级的智慧”面对一个无限积攒资本的西方竞是一无是处，对西方1840年以来所犯下的损人戕命的禽兽暴行竞是不痛不痒。
而满清的贵族们也使惯了黑暗专制的招数，即使是对广大农民的多重压制也会感到发腻，再也不能挤出像样的主意来抵抗历史永无休止的车轮。
这是19世纪，一个充满变局和孕育奇迹的世纪，一个折射中西大国荣辱胜负颠转的世纪。在这个变端无常的时代，静观其变就等于自寻死路，北京清政府不会为广大愚顽淡漠的人民负责，中国官员冠冕堂皇的外表下隐匿着一颗柔弱自卑的心，过往的盛世荣华也早已随漫漫风烟消失在人类长河中。
此时的中国，犹如一只奄奄一息的病龙，有气无力地扫至西方世界的百态，后面拖曳着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尾巴上挂着一处蛮夷带来的致命伤痕。这伤痕很深，深到可以决定一个农本帝国的自我命数；这伤痕又很浅，浅到少有人察觉未来愈来愈重的危险。
这一年，英法两国遣使来京，明确的目的是前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文书。可是清廷已预测到这无可抗拒的谈判，就提前设置好防御方案，往天津大沽增设炮台，并用废船堵塞海河口以免列强再攻。
大沽口炮台遗址
列强见状啧啧不平，又毫无底线地指责中国失信，再三扬言要用武力强行破开北京费尽心思布置的重重阻障。列强接续增兵后，威逼气盛，虎视眈眈地望着一个把控超级帝国的政治心脏北京。蛮夷的枪炮肆意地横冲直撞，中国自此所有曾经的荣誉都已变成了遥远的回忆，西方利剑直直插进了我中华无比深厚的千年沃壤中，有意抛下的殖民劣种只会生长出毁民辱国的苦果。这果子的苦，恐怕只有人民才能痛彻心扉地感悟。
1860年，又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落在了这年秋天。刚刚上任的帝国继承人咸丰（爱新觉罗·奕詝）年少无谋，就派桂良等人出面在天津交涉，又因为堪称当世勇将、得力干臣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没有收到中央诏命的前提下主动放弃了阵地，这才使北京示弱谈判的脚步提前。
可敌强我弱的交谈引起了英法联军居心叵测的猜疑，他们只认为这次接触是中国的缓兵之计，便又决裂。这次联军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朝廷急忙派怡亲王载垣前往通州，再次寻找和平停战的机会。
而英使代表、曾任外相的巴夏礼在双方签约前声明英使之后要向中国递交国书，这也是符合国际交往的应有礼节，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常规操作。不谙国际规则姿势的落魄士大夫便坚持认为此举是对大清皇帝的狂悖不敬，便又决裂而战端又开。
咸丰皇帝收到通州决裂的消息，便无奈逃往热河，随行之众中还有掌权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朝廷兴师动众地火速前往东北宝地——孕育了满族生长发育的摇篮。咸丰将总领北京之事嘱托给他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管理。
这一年，奕䜣28岁，他既无老臣沉稳老辣的办事风格，又无琦善那般八面玲珑的交往经验。面对列强铁船利炮，他很虚弱，虚弱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他毫不犹豫地追随了诸如耆英一类的抚夷投降派。现在的贵族们和地主们已经没有了所谓保国护民的勇毅和骨气，惊慌之余就想到了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
奕䜣和文祥是在皇帝逃难之际，京都将要失手的时候，接受了大命。他们毅然决然地答应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从此，两只强盗攻入了北京，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他们空手而来却满载而归，将中国积蓄千年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将被誉为万园之园、中西建筑雕塑艺术合璧的圆明园付之一炬，烧为了不可复原的残垣断壁，更将我华夏民族的尊严和体面肆意践踏。
圆明园之巨大损失成了中华民族心底最难以割舍的痛。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
条款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于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一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壮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寻找新出路。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
从1840年英国扣关至1860年中西双约签订，这是中国伤痕累累的20年。西方联军完全可以拿着他们打来的辉煌战果回国，以便壮大自身力量和酝酿下一场对华行动。
1860年更是帝国震动后的稳局序幕，清廷终于可以松劲静心来反省自己，审视差距，并将主要工作的关注视线由外转内。处于不同时空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降维打击”终于使我们从大国迷梦中走出，北京的反应虽然迟钝，但毕竟看到了中西方情势，知晓了国际制度和由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以便真正着手列出改革措置，开始正式迈向近代化的征程，即将开启同光中兴的短暂荣华。